服饰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更是社会文化的代名词。不同地域的服饰文化是由当地天然的地理环境、纺织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群体的审美取向综合形成的。楚人在立国初期仍残留着部分氏族社会的传统旧俗。

而在楚国入主南方时又逐渐融入了当地的苗蛮民族文化，至此他们彻底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礼法限制，将自己对于天地的敬仰与对于未知事物的幻想以服饰的形式展现，丰富的色彩与诡谲的纹饰不仅显现了楚人别具一格的审美格调。

更蕴含了楚文化之中不可缺失的民族特性。楚国女性常服以物质形态传递着楚文化的神巫性、多元性、独特性与革新性，这是由楚国特殊的地域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孕育而成的。

5.1影响楚国女性常服文化的因素

时代文化的革新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地域环境的浸染。史前文明确立的依据便来源于考古发掘该时期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遗迹，尽管早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有限，但他们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材料丰富自己的精神文明。

兽皮与石器上特殊的图腾符号便是最好的证明。服饰，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特征的形成赖以社会群体的生存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而楚国女性常服文化的发展蓬勃自然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筚路蓝缕”的社会实力。

5.1.1自然因素

不同地区的居住环境受自然条件所制约，而自然环境的差异会直接导向物质文明的发展趋势。服装是物质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受自然条件中的温度、湿度、光照等影响极大，不同地区的社会群体对于服饰的需求也不同。

同时，自然环境也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桑、麻等纺织业的织物原材料与茜草、兰草等植物染料都需要适宜的气候环境才能大力生产，这也是纺织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不仅如此，地理位置对于地域文化交流开放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楚人受周天子分封而立国，因地处偏远山区缺失中原王朝的礼法教化，常表现出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风俗，多被华夏正统民族称作“南蛮”。楚文化虽衍生于中原地区，但正是在此区别于正统文化的环境下，楚文化不断吸收周边领域的优秀文化。

抽离了中原文化的庄严与刻板，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体系与民族思想的楚文化，并将其凝练在楚漆器、楚服饰、楚玉等物质文明中，为同时期其他文明所不能及。楚文化炽热而又秀美，对于后世尤其汉代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丝织服饰文化作为楚文化的分支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历程深深根植于楚地的生态环境中。楚地女性常服文化发祥于长江流域一带，该地域的生态环境制约着服装文化的发展面貌。“自春秋以至汉初的500多年时间和唐代温暖期里。

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要比现在湿热得多，降水量也比现在大”。楚国立国于荆山地区，而后扩展至江汉平原，地处南方，根据如今的地理知识可推测该地区属于应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因此楚地雨季较多，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尤其寒暑两季温差较大。

《史记》中记载的“南方卑湿”与此相符。气候条件所导致的生理需求会直观地反映在服装选择上，由马山一号墓出土的衣袍可知，“绢”、“纱”质地的衣袍透气性强、轻薄舒适，适宜潮湿闷热的夏季，而夹絮的厚绵袍、夹衣一类应属冬衣，可抵御楚地的寒冬。

此外，降水量充沛有利于植物的生长，楚地自然少不了各类罕见的奇花异草，景象怡人，也许这就是屈原常感叹的“香草美人”的由来。楚地气候环境也满足农作物与织物原料的生长条件，楚国立国初期大力发展纺织与农耕产业，大兴桑麻等纺织原料的种植。

作为古代纺织重要质料的麻类植物，喜阴湿之地，因此楚地天然的气候条件为麻类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样的，竹木一类的纺纱类织机制作材料也赖以优良环境繁殖，楚地纺织业的发展兴盛亦是得益于此。

除了区域气候等条件对楚地常服文化的影响外，楚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服装审美文化的多元性与对外发展程度。随着楚国的国力强盛，国土面积日益扩张，从“子男五十里地”推及“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居于多民族之间，地理位置优越。

与各相邻区域文化交流便捷，提供了吸收外来文化的机会，丰富了楚地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加之楚文化本就带有浓厚的氏族原始色彩，多元的种族文明相互碰撞激荡出了如今自由独特的楚民族审美，体现在服饰文化之中便是那多变的色彩与肆意的纹饰。

楚国绮丽的自然山川风貌时时刻刻环绕着楚人，他们将所见所闻所感皆展现在变化莫测的服装纹饰中。自然环境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是在无形之中浸染着楚人。

帮助缔造楚民族热忱、充满想象力的积极生活态度。山川万物仿佛楚人沟通神灵的媒介，而精神世界的丰富自然也带动了服饰文化的提升。

5.1.2社会因素

如果自然环境是服饰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社会因素则是推动其文化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因素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与社会民俗背景。依托于社会经济发展构建的物质基础，楚国的体制与文化才得以不断延续。

楚国服饰文化与染织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立国初期，苦于经济实力的薄弱，楚人只能“筚路蓝缕”以兴盛国家，其中“蓝缕”多指破旧衣裳，如此形容虽有夸张成分，但也间接体现了早期楚国生产力落后制约下的大体服装形象。

而后随着楚国整体实力的增强，纺织技术精进，服饰文化发才得以展日渐繁盛。此外，南方地域特有的传统风俗不断浸染着楚人，以至于逐渐融入了楚人的观念深处，激发了他们对于探索未知的渴望。

服饰中变形的图腾纹饰与纷繁的用色不再只是楚人信仰崇拜的化身，更是楚民族文化的象征。染织业发展楚国女性常服以质料精细、织绣精美、用色富丽著称，这都得益于楚国先进的染织业。地处南方的楚国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北方的中原地区。

礼法等级观念薄弱，充斥着氏族社会遗痕，但正是在此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下，楚国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经济发展则导致楚国上层社会对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物质生活的需求提高。由于农具的普及，楚国一部分生产力得到解放。

进而转向对于精细手工业的推广，染织业便是其中之一。楚国扩大染织业规模，有官营、私营等多种染织工坊，更是有王室专设的染织部门。楚墓中各类织物尤其是锦、罗等精细丝织品的出现意味着楚国纺织工具已由纺车等替代了手工机器。

不过，当时的织机所制布幅宽度仍然满足不了上层贵族以宽衣博袍彰显身份的需求，因此楚服多为分片结构拼接。此外，根据部分出土服装实物用色与《周礼》等古籍的记载可知，楚人的染色工艺提升。

可使用各类染料运用不同的染色技术染出不同明度、纯度的色彩。纷繁的色彩激发了楚人创作的欲望，这也许是南方楚地服饰与中原服饰迥异的原因之一。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质料、纹饰与色彩精美的女性衣袍以及多处楚墓出土的刻画精细的彩绘木俑服饰皆体现了楚国染织工艺与刺绣技艺的先进。“丝织业的发达,为服饰提供了各种名贵的衣料或华美的装饰,为人们改善服饰条件和提高审美情趣奠定了物质基础。

楚人于富足中大胆追求服饰的新奇和华美”。丝织品在楚国的普及程度极高，不仅仅是服装品类的提升，甚至还拓展至书写用具领域，东周时期多以竹简为书，而楚墓中如《人物龙凤图》一类帛画的出现则说明布帛在楚地亦用作书画材料映证了楚国纺织业的兴盛。

“总之,楚国丝织品种、编织技术和染色技术都几乎可与今代相比拟,为我国的纺织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染织业的勃兴不仅改革了楚国服饰形制，更使得楚国服饰作为贸易品开始对外流通，这也是服饰文化繁荣的象征。

出土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的绸缎纹饰结构形制与马山一号墓的凤鸟花卉纹类似，经学者考证，此为中国丝织品对外交流的实证。频繁的商贸交流让各区域的优良文化渐渐流入楚地，多元的文化为楚服饰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面貌。

习俗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除了先天的地域条件与经济发展程度外，还有社会群体的认知程度与风俗习惯。每一地域所特有的观念与信仰深深根植于社会群体的意识中，逐渐形成行为准则，潜移默化地支配着社会群体的文化发展。

《汉书·地理志》中有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特性。张正明先生更是认为楚地的巫学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影响楚文化的发展。楚国女性常服文化的形成深受楚地巫风习俗的影响。楚国地处南方荆山偏远一带，属于中原华夏文化辐射范围外。

且当地土著为巫神观念强烈的三苗民族，因此楚地文明开化程度较为落后。虽然时常遭到周边多方势力的打压与兼并，但楚国依旧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并将其与各地域的多元文明融合。与同时期尊崇先祖的中原地区不同。

南方楚地敬畏山川万物、巫鬼神灵。楚地凝聚了当地苗民精神文明的精髓，巫风色彩浓厚的通灵歌舞与巫术活动浸染着楚人，他们逐渐将巫神观念转化为楚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精神层面的文化观念则是楚人造物的准则。

楚国女性衣袍上那些诡秘的凤鸟造型图像与巫风色彩浓厚的配色是最好的证明。楚人以红为尊，崇尚凤鸟，他们认为自己是火神祝融的后裔，红色炽热而又奔放，似乎能沟通天地，而凤鸟则是楚人最为信奉的神灵，是楚民族的标志。

楚人愿意把一切最美好的事物与凤图腾融合以达到沟通天地神灵的目的。此时，伴随着楚国染织业的发展，服饰便成为了传递楚人意识观念最直观的媒介。无论是出土木俑还是服装实物的用色与纹饰，都显现出楚人肆意、自由的生活态度。